（ppt文字稿）

一、过去的二十年是素质教育理论、政策和实践不断演化的过程

n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经济发达国家都陆续进行教育改革，旨在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的人才。这种情势给刚刚走出十年“文革”阴影，尚未恢复元气的中国教育事业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迅速培养一大批高学历人才，缓解人才严重紧缺和断层，是当时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但由于高考制度刚刚恢复，高校和招生规模都相当小，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受此影响，我国中小学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和以考试分数为唯一评价学校、教师与学生的不良倾向。

n为纠正这一弊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教育理论界展开了一场旨在“端正教育思想，明确教育目标”的大讨论，提出了克服应试教育弊端、实施素质教育的强烈要求。有了这个针对性，素质教育在开始时的内涵就是“两全一生动（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让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到了1997年，素质教育的内涵被充实为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随后，德育为先、和谐发展等思想进一步扩充了素质教育的内涵。当然，作为新生事物，素质教育理论的建构过程也出现了不少争议。

n从素质教育政策上说，20世纪90年代，国家先后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7）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阐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目标、重点和措施，基本形成了我国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的政策框架。之后，根据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又出台了一些新的支持性政策，如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和2005年《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文件，这些都为素质教育工作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也使我国素质教育政策在宏观上逐渐完备。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各地也相继出台了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具体政策。

n在素质教育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地方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广大教师在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涌现出一大批很好的典型，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不但出现了一批勇于实施素质教育的学校，而且出现了像湖南汨罗、山东烟台等一大批大面积推进素质教育的地区。可以肯定地说，还有不少区域和学校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好经验、好做法还未来得及总结和梳理。这些都表明，素质教育的推进和实施并不是没有可能和空间。

n可以看出，在理论、政策和实践三个维度上，素质教育都表现出成绩与困难共存。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素质教育不断演化、不断发展。

n目前，素质教育正处在国家推进、区域和学校探索的过程中，一些关键性环节，如，课程改革、德育正朝着积极的方面发展。但总体看，素质教育还没有积累到实现整体性转型的阶段。同时一些久治不愈的顽症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愈演愈烈的现象，青少年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仍然令人担忧。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任重道远。

二、对素质教育理论、政策及其研究的基本认识

n首先，素质以先天禀赋为基础，它通过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基本要素在新的环境下不断更新、重组、调整，发展为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身心组织结构。这个过程不是个体自发的，也不是完全受制于客观环境的，而是通过教育的导向性补充和调整加以实现的。个体具有的素质的总量、类型、呈现方式及和谐度，反映其素质水平高低，影响其生存状态、成长路径，决定其发展的可持续性。

n第二，素质教育所说的素质既指个体素质，更指支撑我国综合国力、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的全体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不管是哪个角度，它都至少包含以下基本素质：认同自己的国家、能与世界对话、热爱学习、学会学习、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体魄健全、充满活力、心灵丰富、能够尊重与理解、沟通与合作、追求自己幸福和爱护他人幸福等。

n第三，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学校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最基础性的条件和必要准备，因此，素质教育不是脱离现实条件的“理想化教育”，不是针对部分人的“精英教育”，也不仅仅是“特长教育”，它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教育，也是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

n第四，素质教育不是不要考试，而是把适宜的记诵、必要的训练和考试作为检查、促进和发展学生的手段；也不是不要知识学习，而是更强调知识应用、综合与发现，更重视学习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培养，强调这一学习过程本身就是学生养成道德习惯、体验道德成长的主要资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把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置于对立的两端。

n第五，素质教育应该有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标准和分学段的具体要求。城市、城镇和农村中小学，由于学生家庭背景、生存竞争方式、社会环境氛围、教师专业水平、职业与生活价值观，以及工作心态，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必须允许和支持各地区、各学校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民众心理和教育传统，探索有自己特点的素质教育发展道路和实施策略。

n应该说，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对素质教育的推进和实施是有重要贡献的。另一方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研究无止境和更高要求看，素质教育理论、政策及其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素质教育理论研究过于局限在教育学范围内，局限于概念、定义的争论，而且连续性不够。

•第二，理论上对那些真正制约素质教育有效实施的教育内外的重要命题关注不够、聚焦不准、攻关不力。

•第三，素质教育政策的指导力和规约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对某些地域的教育实践来说，素质教育政策相当程度上是“不在场”的。

•第四，素质教育政策执行出现不求甚解、盲目套用或任意剪裁、失真走样等现象，消解了素质教育政策的权威性。

n进一步分析出现这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

• 第一，总体看，素质教育理论研究滞后于素质教育深化与推进的实际需要。

• 第二，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历史短，研究力量不够，为决策有效服务的能力有待提高。

• 第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之间的互动缺乏有效机制，效果不理想。

•第四，不正确的政绩观、民众心理、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包括社会和竞争激烈、国民待遇差别大）等，对素质教育政策的反弹力强劲。它们对教育实践的影响，抵消着素质教育理论、政策对教育实践的影响。

•第五，教育发展不均衡制约了素质教育推进。城市“择校”问题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农村“县中”建设没有适当标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宁愿“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不平衡的发展必然出现极端的情况或案例，而人们又习惯用极端的情况或案例来评判素质教育及其实施。

• 第六，熟悉中小学教育实践的教科院所（含教研室）系统在素质教育政策执行、诊断和反馈上具有独特优势，由于力量整合不够，致使这种独特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 第七，素质教育政策的解读、宣传的力度和持续性不够，方式简单，范围狭窄，未能很好形成社会各系统以及包括家长在内的广大社会人群积极参与的支持性环境。

三、新时期研究素质教育对教育科研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教育科研工作者要处理好高度与深度的关系

•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教育科研工作者要站在这个高度、以新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来研究素质教育，要认真思考科学发展观下素质教育的内涵有哪些新变化，研究新的社会条件下素质教育推进出现的新问题、新困难，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有效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等方向性、战略性以及实施等问题。

• 另一方面，教育科研工作者要沉潜下来，深入研究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中认识上的、操作上的关节性问题，争取在相对短的周期内对这些关节性问题取得突破。在我们看来，主要的关节性问题有：

•主要的关节性问题有：

n—— 素质教育基本内涵与不同发展时期侧重点的关系，以及不同侧重点之间的关系；

n—— 新时期素质教育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基本的、通用的素质与更高水平或专长的素质之间的关系，以及适切的培养模式；

n—— 素质教育和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关系，以及人民满意教育与民众强烈渴望子女升学心理驱动下的教育的关系；

n—— 素质教育中培养学生德性与创造性的关系； 

n——学生品德、心理存在的问题与其学习方式、学业成效之间的关系；

n——素质教育对适应和创建公民社会的新公民的培养；

n——认识和操作上对“应试教育”和有良好考试结果的正常教育的区分；

n——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下素质教育发展道路和策略选择的研究，等等。

（二）教育科研工作者要处理好为教育决策服务和为教育实践服务的关系

• 教育科研工作者，尤其是教育科研院所系统（含教研室）的科研工作者，一直以来都在为教育实践服务，新时期要进一步实质性地整合教育研究者和教学研究者的力量，更加关注学校和课堂，为教育教学过程和细节服务。

•另一方面，为教育决策服务是新时期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又一重要使命。除了为国家宏观教育政策服务外，还要为省市教育政策服务。我国国情和教育情决定了素质教育的推进和实施在全国是不同步的，企图全国素质教育“齐步走”是不现实的。因此，教育科研工作者，尤其是省市教育科研工作者，一定要抓紧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研究，鼓励并指导不同学校因地制宜地针对不同学校和年龄学生的素质教育的具体目标。当前最迫切的研究就是组织力量制定当地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的监测标准。当然，在研究方法论和指标设置上，一定要避免出现把监测标准作为地方利益保护的挡箭牌的现象。

• 虽然素质教育是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但绝不是“ 闭门造车” ，它应该也必须回应世界基础教育发展趋势。教育科研工作者一定要确立起站在世界基础教育发展这个大背景下来研究素质教育。放眼世界，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提高教育质量。一方面，教育科研工作者要辨证地认识清楚这一趋势在西方的针对性，那就是公立学校由于垄断造成了质量下降。相应地，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 择校” 和教育券等。

•另一方面，教育科研工作者要把握好我们自己回应提高教育质量这个趋势的针对性与西方是不同的。我们的针对性是教育质量增长方式尚处于粗放阶段。针对性不同，决定了中外发展基础教育的道路是不同的。我们的选择是，通过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实现教育质量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品质型转变，实现从片面追求升学率向为了全体学生的、着眼全面发展的、利于社会人才储备和使用的教育质量的转变。只有处理好了中与外的关系，素质教育研究才不至于出现自说自话和盲目迎合的现象，素质教育理论和政策才有可能成为包容性强，又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