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那时太小，小得未见富，小得不知穷。我们穿着破的衣衫，站在那一目了然的穷面前，愣是从里头挑出互博国际-一块名叫快乐的糖，馋得一蹦一蹦，伸了舌头一点点地舔。穷日子里的甜，才是真甜，甜得连穷都看不见。

　　那时，我的零食是糖和瓜子。

　　水果糖，透明的，一分钱一块，五块糖攥在手里就满满一把了，到了嘴里可以含半天，但像我一般大的孩子，偏喜欢咯嘣咯嘣地嚼着吃，似乎带了那响声糖才更甜。稍晚点有了桔子瓣儿的糖，外面沾了疙疙瘩瘩的糖粒儿，酸酸甜甜，也给了我幸福感。

　　我最初买零食吃是在村供销社，那里价儿公道，不会骗小孩子。瓜子是用铃铛皮量的，五分钱能买一铃铛皮，搁在口袋里，喀嚓喀嚓可以磕两天。我去得勤，到现在还记得供销社的样子。洋灰的柜台高过我们的头，后头一男一女两个售货员都是村里的人却拿着工资，这就让我刮目相看，觉得他们有些说不上来的洋气。

　　后来供销社解散，售货员回家种地。之后，中街开了一家私人小店，洋茄子(气球)、卷笔刀什么的很诱惑人，但店主人很奸，一铃铛皮的瓜子总是瘪瘪的不给满。怎奈瓜子的味道极佳，嘴馋时，我还得不争气地去人家那儿买。

　　小店主人其实是一个老师，因为老向学生推销他趸来的练习本，“影响不好”，被学校清理出教师队伍。回到家，自己索性开了家小店，不仅学生，连大人的钱都赚。也许是做过老师的缘故，他尤其能摸透孩子的心思，进个什么吃的玩的，我们都会一窝蜂地去。糖瓜就是在他那儿买的。我记得小店主用手抓了个递给我，我傻乎乎搁嘴里就吃，也不嫌脏，还觉得幸福无比。

　　糖瓜的味道让我想起糖稀，尤其对姥姥做的糖稀特感兴趣。我不知道姥姥是怎么熬的糖稀，我见到的时候，它已经和一根筷子一起呆在碗里了，不过它照样和其他点心一样，遮遮掩掩地藏在高高的柜橱后头。我够不着，只能踩着小凳子偷吃点，但盛糖稀的碗好像一直和我捉迷藏，常常是我第二次去看它的时候，它已经不在那儿了。不过不要紧，我总会捉到它。即便我的聪明才智失灵，我还可以直接找姥姥，呵咧着嗓子哭，熬不住的肯定是大人。那时姥姥便会让我把眼睛捂住，一点缝都不留，然后乖乖地站门外等。好吃的在哪儿，钥匙放哪儿了，不用说，我自己的小手缝儿总会照顾我自己的眼。

　　现今回忆起来，透过手指缝隙的那个柜橱，不可思议地像童话里巫婆的八宝盒子，在渐远的童年里闪闪放光。

　　“不能惯着小孩子！”这是姥姥的真理。不过，但逢什么新鲜玩意，姥姥总会把我叫过去。

　　一次，不知哪个城里亲戚带给姥姥两个面包。那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东西。我先用鼻子闻了闻，香而不腻，我就判定它不同凡响，它发起的眼儿蓬松得像个小马蜂窝。我小心翼翼地掰一小角送进嘴里，细细地嚼，嚼着嚼着就觉得自身同外面有了丝丝缕缕瓜葛似的，和小巧小静已然不同。不自觉中，就把面包和城市等同起来，觉得城市就像面包那样发着好闻的酸甜味儿。

　　还有一次让我产生“外头”感觉的，是某个小脚老婆婆给我们送来的巧克力。巧克力是酒心的，用锡纸包了，像个睡娃娃似的，一咬里面就出水，让我在新奇中畅想了许久。为此我还写了一篇作文，骄傲地在班上念过，让一些人流足了口水。

　　不过，那样的东西到底是百年不遇的，我们乡下孩子，富足的还是一裤兜的瓜子和咯嘣着的糖。那会儿城里的冰棍都有红果、小豆、奶油的区分了，我们还是坚持一种——白色的糖精与水做成的，一样稀溜溜吃得快活。两分一根，三分两根，后来有了五分钱一根的冰砖，奢侈的孩子才买。

　　二十年过去，我曾试着寻找记忆中的面包，我也曾寻找一切让我心跳的东西，可总也找不到。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生病，一个走江湖的街坊叔叔正好回家，给我带来黑枣、柿饼和一叠信纸。还有一次生病，母亲给我买了两斤动物饼干。快乐，当然了，就那么简单。

　　也许，恰是因为那个苍白瘦弱的穷日子，一星点的快乐也会像鱼似的跃出水面，一星点的快乐才更像个宝贝似的被自己念叨着，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