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待人接物很有人情味，并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老人家一席话，反映出他在做人与处世中的特点，具体表现为至诚、至信、至义。    

　　交友至诚     

    至诚相交，倾之肺腑，这是毛泽东私交的出发点。在交友过程中，毛泽东从不以领袖自居，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与人平等相处。     

    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例，这个1936年就冲破重重阻力，冒着生命危险，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在与毛泽东初识后，便对毛泽东广博的知识、睿智的头脑、简朴的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憋了一肚子的好奇要问，于是分组列出了一大串问题请毛泽东回答，但很快又为自己“爱追根究底又感到很不好意思”。毛泽东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爽快地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斯诺求之不得，于是，他们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正因为毛泽东的坦诚相交，才使斯诺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刻的了解，才有了轰动世界的真实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又译作《西行漫记》），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全世界的影响。     

    处友至信 　　

    处友交友，以信为本，这是毛泽东私交的支撑点。在交友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重信义讲信用，不失信于友。他说：“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     

    毛泽东对书法颇有研究，尤其爱看书法书。有一次，听说老朋友黄炎培那里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便借来研读，说好期限一个月。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个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值班室：主席看完没有？什么时候还？如此几次下来，毛泽东有些生气了，将手中的烟嘴往桌上一摔：“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喝了一口茶：“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可是，后来黄炎培憋不住又来电话，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一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为此，毛泽东笑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一个月的期限到了，毛泽东将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待卫士零点前必须送到。卫士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待友至义     

    重情重义，有恩必报，这是毛泽东私交的又一大难能可贵的特点。在交友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讲义气，并不因时间、地点、身份、环境的变化而冲淡友情。朋友有了困难，总要尽力给予帮助。     

    以章士钊为例。毛泽东与之交往可以追溯到20年代乃至更早。当年，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就曾受到章的帮助。特别是1920年春，毛泽东为筹集建党经费及送部分同志赴法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费用，便到上海向章士钊求救。章士钊一口答应，随即向工商界名流募集了二万银元全数交给毛泽东，确实帮了大忙。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于是，从1963年开始，每年旧历正月初二，毛泽东便派一位秘书送上两千元钱到章士钊家里，一直送到1972年满二万元。1973年，毛泽东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于是又派秘书送去两千元，直至章老谢世。     

    毛泽东不仅从经济上报答章士钊，更从精神上给予宽慰，学术上与之交流，书信往来不断。章士钊开始写传世之作《柳文指要》，就受到毛泽东的支持，为此书二人多次切磋，毛泽东不仅读稿，还逐字逐句研究，提出看法和修改意见。有趣的是，毛泽东最初在收到章士钊的书稿后给章老送去桃子、李子各5斤，并附言：“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李各5斤，哂纳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