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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博国际-传统文化与语文的人文内涵 | |||
| 作者：佚名 教育科研来源：不详 点击数：1365 更新时间：2006-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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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起点就是重视生命的价值，鼓舞人们积极地探索宇宙奥秘，倡导一种自强不息的君子行健精神。这种思想在后来民族文化L的发展过程中，依靠语文的传承，大众的共育，不断光大，形成一种独具民族特征的生命意识。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历经多种变故，但是作为民族精神内核的生命意识。久永不绝，恒久弥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并绵绵不断地在弘扬人文中开拓自我，所依赖的就是这样一种自强不息的生命活力。 中国古代文人对生命意识的觉悟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易·颐封·彖传》)，透露出古老的中华文化一开始就关注生命，认识到生命供养自然规律，形成一种特有的生命意识。"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易·说封传》)，古人作易就是要用它来顺合万物的性质和自然命运的变化规律，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传统文文化观的定位一开始就把人的生命和人文精神统合在一起，中国古代的易学正是弘杨人文的开始，古人作八封，"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彖传》）。由此观之，所谓生命意识决不仅仅限于生命的保顾虑，而更在于生命价值的实现，个性精神的张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系辞下传》），这一系列的精神活动（也是生命活动），充分说明我们传统文化的起点就是鼓舞人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宇宙奥秘。天的运行刚强劲健，君子因此不停地自我奋发图强。这种生命意识在后来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弘扬，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形态。艰难困苦中则表现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行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人格完善上则表现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字罕》）；实现理想的奋斗则表现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世道衰微之时则"硬着脊梁，无所屈挠"（朱熹语）；个人生命的各种际遇之中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语）。生命意识既流溢着古老的文化传统之美，又在不同的时期折射出特有的时代光芒。 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传统名篇占有相当的份额，这些课文蕴含着传统文化中博大的生命意识。《劝学》的基本思想是"学不可以已"，君子应该广泛地学习，"日日参省"、"善假于物"、"锲而不舍"。荀子为什么要提倡"博学"呢？原来在他看来"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荀子·性恶》），人性本恶，要弃恶从善，必须"日日参省"才能经年累月地进步，终而"圣心备矣"。这不正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命意识吗？承认生命活动的价值，并不断地通过生命活动来战胜自身的顽梗和业障。《游褒禅山记》，通篇在于阐释"世之奇追赶，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一积极进取的命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则从逆境创造人才的角度，揭示无所屈膝，百折不挠的生命韧性。……人类文化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流动，向前发展的。关于生命意识的认识，并不只是古人的专利。《过万重山漫想》等一批现代文课文也在不同的层面上，表现着这一民族文化精神。传统文化的精要植根于现代语文的沃野之中。 二、从传统文化看语文的人文内涵之二：宽容意识 中华文化的另一精神特质是崇尚宽厚、仁爱的美德，宽大为怀，反映出一种含弘光大、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形成独具民族特征宽容意识。 中国古代文人把自然界的属性与人的品格修养联系起来，努力追求一种以主客和谐，主体内充为首要的人格精神，表现在行为上则为超然、旷达、淡泊、宁静、虚融，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一句话"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纷繁的宇宙之中，他们既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来审视外物，努力从对方身上找到"自我"的影子，从而接纳对方；又站在外物（包括异化了的外物）的立场上来审视外物，努力从对方身上找到"非我"的依据，从而容忍对方，保持与对方的和谐共荣。当然这种接纳与容忍不是无原则地消极迎合，而是主体始终处于主体性地位，具有独立意识。接纳与容忍都不会影响主体自身的存在，是一种主体意识下的含融形态。含融的必然结果是孕育"大"，谓之"含大"。一方面，主体在不断地含融中自身内涵不断扩充；与此同时，与之亲和的外围世界也不断壮大起来，丰富起来。静态的"含融"与动态的"含大"是宽容意识的精髓所在。宽容意识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德政、德治，迎来了一个个文化繁荣。 古人对宽容道结的悟解始于《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彖传》）。"坤卦内外都是地，其象坤厚。君子看到这个卦象顿生感念，厚才能载物，刻薄寡恩，狭隘不能载物，宽容厚道，才能容人容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享"（《坤卦·彖传》）。地体深厚而能普载万物，德性广合而能久远无疆，它含育一切使之发扬光大，万物享通畅达遍受滋养。君子效法大地，就应该像天地那样"无不持载。无不覆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中庸·知法。），就要厚德载物。所谓厚德载物，就是宽厚兼容的精神，就是宽容意识。 宽容意识，过去的语文教材一度对其重视不够。新教材编写开始关注这一传统文化命题。译作《〈宽容〉序言》（房龙著）的收入是一大进步，但从总体上看仍过于轻微，尤其是缺乏我们自己民族的作品。近读胡适的《容忍与自由》（见《胡适文集》第11册），才发现我国的现代文化并没有中断这一传统。当前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形势看，现代社会都是一个多元社会，相互兼容，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彼此共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语文教育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对学生加强宽容意识的培养。今天，我们倡导宽容意识有以下特殊意义：一是要破除偏执已见。改变惟我独尊的态度，放弃执着偏私的成见，以同情的态度去认识他人与他物。二是要废除自我中心。放弃狭隘的个人主义，拆除封闭的个人藩篱，开放自我，与他人他物建立平等和谐的公处关系。三是构建一种开放包容，带有万有性质的生态大一统。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彼此最大限度的接纳对方，世间万物共同成就一个互为依存、无穷极的生态系统。四是物物交感，产生和谐的同情。世间万物将各自的情意投射到外在的世界中去，与外物交互感应，产生和谐同情。用自己的"光泽"去笼罩万物的生命，而又不覆盖别人。这就是现代语文的宽容意识。 三、从传统文化看语文的人文内涵之三：责任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的入世调整社会关系为主流的文化。古人为了争取自我与群体的和谐，把外在的社会责任感、调节群体的使命感转化成内心的自觉要求，形成一种坚定的责任意识，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现为以"天下为已任"的强烈进取精神。 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意识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人合一"，追求"内圣外王"，即既要克己养性，以道德人格的主体自觉为趋向目标，又要积极主动地与天地奋斗，把建功立业，匡世济民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这种思想具体到特定的个人身上就是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孔子为了持守自己的信念，一生颠沛流离，忍饥熬难，用自己的苦行，去维护和传播他所信奉的真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一生忠于理想，忠于国家，坚贞不屈，从被怀王怒而疏之到汩罗自沉，历经三十多年痛苦磨难，遭尽打击和迫害，但他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祖国，而且越是在最痛苦的时候越是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这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喊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之有责焉（《日知录》十三）"，这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把民族的责任意识传递到千家万户，古今无数旷达的文人志士，禀承这一民族传统，不断用文墨加以渲染，形成一种特有的民族文化形态。 中学语文教材收录了一批古代的奏章、史论和政论文，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历代帝王的近臣，饱读诗书的鸿儒。他们多从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出发，鉴史讽今，忧国忧民。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谏太宗十思书》，魏征针对唐太宗登基定国以后，日渐骄奢忘本的情况，从实行"仁政"，修身治国的高度向太宗力谏"十思"，《伶官传序》，王安石借后唐庄宗李存勖宠用伶人，身死国灭的教训，阐发"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的道理，劝教国君。《六国论》，苏洵讽劝北宋王朝不要为契丹、西夏的积威所劫，不能一味贿赂以求苟安，要奋起御悔。教材中更有一批诗文，直接从下面表现责任意识这一伟大的民族精神。《离骚》是屈原思想品格的艺术写照，一生历程的形象记录。诗人怀着对楚国的热爱、对楚王的忠诚，剖白自己愿为楚王前驱的心迹和效法"三后"为国奔走的理想。他惟恐岁月白流，希望早助楚王发奋图强。但是，行路上布满荆棘，耿介人生充满苦难。"楚王不聪""谗诌蔽明""邪四害公""举世混浊""众人皆醉"，这些注定了诗人追求理想的道路异常曲屈艰难。但是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遭受何种打击，诗人始终坚贞不屈。"宁溘死以流亡"，"虽九死其犹畏悔"。更为可贵的是即使在他身遭流放生命最为困难的时期，也根本没想逃遁到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之外，仍然丝豪不放弃自己的政治思想，勇敢的面对一流再流的惨淡现实，表现出举世少有的责任意识和爱国情怀。《荆轲刺秦王》、《五人墓碑记》等课文充分表现了一批下层士民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勇于蹈死的牺牲精神，从最广大民众的角度深刻地反映出"匹夫之死，有重于社稷"的责任意识。 四、从传统文化看语文的人文内涵之四：超越意识 中华民族的思维定势基本上可视为从总体上把握生命，观照自我，力求生命与造化的同体。蕴含在中国古代文人灵台深处的是一种以心灵境界的拓展为特征的超越意识。表现为恰适自恣，旷大淡远的超越精神。 在古代文人中有一个命运多舛，磨却多多的弱势群体，他们或在政治上屡遭不幸，或在生活上久经磨难，或在肉体上倍受摧残，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曾经忧怨过，悲愤过，然而最终当他们冷静下来，把自己置于宇宙大化中来观照，才发现在浩渺的宇宙之中，个体生命小得不能再小，连生命都可以忽略，个人的荣辱得失，苦乐遭遇又算什么呢？珍惜生命的每分每秒，好好生活，把自己理想的人生境界寄托在悠悠浩浩的宇宙本体的流动之美中，才是最好的选择。经过这种心灵的净化，最终他们大彻大悟，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他们恪守宁静，心向淡泊，浩然旷达，坦对祸福，不粘滞，不执拗，循天地为逆旅，借林泉作幽栖，"以方生方死观万物之变"，获得心理上极大的满足，他们娱情山水，寓志诗文，悠然自适。这种超然的心态，在古今许多文人身上共演，并经不同形式的书面记载，以文化的形态固定下列，传播开去。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被更多的人效仿。深深地积淀在民族文化的传统里，发展成一种特有的民族精神--超越意识。 超越意识可以从老庄的道家学说中寻到渊源。道家文化以妙契自然为支点。老子认为纯任自然的状态是人类最理想的状态，实现自然无为的原则是使个人摆脱文明社会所带来的种种灾难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第七章），"无为而无所不为"，辩证地揭示出超越意识的内涵。庄子对超越本质的透析则更为至彻："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德充符》）。"庄子认为，"死生存讯，穷达贫富"等等都是事物的变化，自然的规律运行，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应该把它们置之度外，这样就能"通而不失于兑（悦）"，"与物为春"（同上），使心中舒畅愉悦，而外物也充满了欢快的春意。把超越功利的精神愉悦视作人生最可贵的财富。这种感悟和体验在后来的历代文人中都有，尤其是在那些落魄文人的身上表现得更为充分。苏轼博学多才，但他生平有志莫伸，屡遭贬谪，如果说早年他还多有积怨，后来经过几个轮回的折腾以后多能坦然以对："人生所遇无不可"，"死生祸福久不择"（《和蒋夔寄茶》），"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前赤壁赋》）。欧阳修对自己的荣辱升降，也常常表现出一种"进不见喜，退不为惧"（《记旧本韩文后》）的超脱态度。超出个人生命的极限，从宇宙本体的角度，来认识生命，观照人生，就是超越意识。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人安贫乐道的典型代表。他鄙弃官场黑暗，向往清净无为的田园生活，弃官归田。高中课文《归去来兮辞》是他这种超越精神的集中表白。"田园将芜，胡不归"，只因心在官位，为形体所投。作者经过一番理性的审视，发出求官为非，弃官为是，迷途不远，来者可追的感慨。毅然决定以达官贵人"息交以绝游"。毫无留恋惋惜这情，胸怀洒脱透明。"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物质的诱惑对作者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他要"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顺合自然，颐养天年。《逍遥游》曾被选作高中教材，不管今后保留与事都值得向学生介绍。课文的思想内容是异常丰富的，作者关于生命本体的认识更是独出机杼。庄子在文中为我们创构了一种理想人物，这种人能顺着自然的规律以游于变化之途。"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样描写的用意就在于告诫我们，真正的人就应该打破形骸的拘囚，以使思想不为血肉之躯所困，进而获得精神上的升越。人生于天地之间，劳逸死生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所以应该坦然处之。超然物外，顺庆自然。不要让物质上的得失，阻碍了精神生活的愉悦。这种超越意识在当代作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表现得更为真切。史铁生大难之后一度曾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但他经过一段痛苦的思索之后，尤其是在地坛里从万物的生衍死灭中对生命的本质获得了重新的认识以后，对人世里的事情看得深透，"一个人出生了，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死是必然会降临的一个节日"，"眼前的一切不再可握"。作家超越个人身体残疾的局限，焕发出极大的生命活力。取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文学成就。《我与地坛》走进高中教材，成为中学生最喜爱的课文。 人类文明时代的精神文化活动，终究要趋归于语文形式。思想的灵光是流动的，闪烁不定，只有借助语文将其物化，才有可能把瞬间的思想定格下来重审、反品，使其延续和深化；才有可能把个人的成果向外界传递，由个体意识变成群体意识，最终社会化，并经社会化的阅读消费不断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孕育、产生和发展，语文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语文达成了特殊的"亲缘"关系。我们今天才有可能从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中追寻到语文的人文内涵。为语文教学拓展一条广阔的育人之路。 雷其坤 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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